商鞅、韩非子所倡导的以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的历

商鞅、韩非子所倡导的以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的方法，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曾有助于君主巩固自己的统治，但多是战乱时代的不法之法。而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，和平的稳定时期仍是历史的主流，所以严刑酷法也只能在某一时刻占据主导地位，其绝大部分时间里，它理应配合仁政，以治国的辅助手段来使用，这样才能保持更长久的治世状态。

百家之术 各有利弊

由是观之，故知治天下者，有王霸焉，有黄老焉，有孔墨焉，有申商焉，此所以异也，虽经纬殊制，救弊不同，然康济群生，皆有以矣。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，诘救弊之言；或引帝王之风，讥霸者之政，不论时变，而务以饰说。故是非之论，纷然作矣。言伪而辩，顺非而泽，此罪人也。故君子禁之。

由以上所举事例可知，治国之术种类繁多，有王霸之术、有黄老之术、有孔墨之术、有申商之术，他们之间各有区别，而且自成一家，各持己见，其来源自是不同，而就当时所使用的目的来看，都是为了富国强民。如今，有的人施行历代的制度，也不考虑时代变化，硬要提倡拨乱反正的观念；有的人以历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，不顾时势的变迁，将谬论说得头头是道。因此，是非之论纷纷出笼，措辞虚伪，强加诡辩，把荒谬的观点粉饰得油光鲜亮，这都是历史的罪人啊！所以，君子是要制止这种做法的。

治国的方法必须要顺应时势，更重要的是要适时而变。无论是道家、儒家，还是墨家、法家，其各家的思想都有可取之处，但同样也存在着各自的缺陷，所以我们对任何一家所持的思想既不可全盘否定，也不可过于夸大其词，最好的方法是要学会扬长避短，利用各家之长、避开各家之短，为现代的治国方略积累一些积极有益的经验。

本篇论述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。百家争鸣，各有道理，也各有弊端，出发点不同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。只有取其精华，除其糟粕，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，才能从古代政治理论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和精髓。

六艺之理 教化臣民

孔子曰：“六艺于治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导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义。”

故曰：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，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净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；《书》之失诬；《乐》之失奢；《易》之失贼；《礼》之失烦；则《春秋》之失乱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于《诗》也。疏通知远而不诬，则深于《书》也。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于《乐》也。洁净精微而不贼，则深于《易》也。恭俭庄敬而不烦，则深于《礼》也。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于《春秋》也。

孔子说：“《礼记》《诗经》《乐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这六本著作虽内容不同，但在教育人民、讲求政治目的的方面是一致的。《礼记》是用来规范人行动的，《乐经》是用来培养人心志的，《尚书》是用来指导为人处世的，《诗经》是用来表达情意的，《周易》是用来预测变化的，《春秋》是用来明辨道义的。”

所以说，到了一个国家，便能很容易感觉是用什么方法来教化民众的。如果民风淳朴敦厚，这是《诗经》教化的结果；如果百姓通达事理，目光远大，是《尚书》教化的结果；如果民众心胸广阔，平易近人，是《乐经》教化的结果；如果民众心志纯洁，识鉴精微，是《周易》教化的结果；民众恭敬俭约，谦逊庄重，是《礼记》教化的结果；民众善于言辞，微言大义，是《春秋》教化的结果。所以，没有了《诗经》的教化，人就会愚昧；没有了《尚书》的教化，言辞就多诬陷不实之语；没有了《乐经》的教化，人就会浮奢淫逸；没有了《周易》的教化，百姓就会狡猾险恶；没有了《礼记》的教化，社会风气就烦乱不安；没有了《春秋》之教，道义就会混乱。为人温和敦厚而不愚鲁，这是深受《诗经》熏陶的缘故。为人如果通达事理，眼光远大而不失实，这是深受《尚书》教化的结果。为人心胸广博、平易近人而不骄奢淫逸，这是深受《乐经》教化的结果。为人心志纯洁，识鉴精微而不邪恶，是深受《周易》教化的结果。为人恭敬俭约，谦逊庄重而不烦乱，是深受《礼记》教化的结果。为人善于言辞，微言大义而事理清晰，是深受《春秋》教化的结果。

古人十分看重读书的教化作用，尤其是汉代确立独尊儒术后，四书五经更是成为后人的必读之作。如本节提到的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等著作更是中华古典文学的瑰宝，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内容的丰富充实，确实值得我们现代人去认真品味一番。但如果把经典之作视为金科玉律，就可能会禁锢我们的思想，只有用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去伪存真，我们才能从中吸取精华，提出适应时势的新观点、新主张。

诸子百家 各有长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