例子中的商人弦高，既不是一名大将，也不是一位谋臣，但是他有勇有谋，颇具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眼光。如果不是凭借他的这点谋略，那么秦、郑之间肯定会发生一场激战。到那时，双方损失惨重不说，郑国仓促迎战，还可能会有亡国的危险。由此可见，谋略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。

虽然“伐谋”重要，但是在“伐谋”不能的情况下，也可以运用“伐交”解围。公元也者9年者0月，陆浑（今河南嵩县东北）之地的人孙狼造反作乱，杀死了县主簿，南下投奔关羽，关羽接纳了孙狼并授予其官印，让其在许都一带与自己遥相呼应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各自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。他们势力的扩大让曹操深感不安，于是准备迁移许都，抗击关羽。司马懿等人劝曹操不宜轻举妄动。他们为曹操献计说，刘备和孙权从表面看关系密切，实际上并不融洽，关羽的势力大了，孙权必不情愿。所以可派人劝孙权威胁关羽的后方，然后答应把江南封给他。曹操听后认为此计可行，于是派人说服了孙权，最后解除了自己的心头之患。

曹操在自己的势力受到威胁后，准备付之军事行动，但司马懿等人却利用孙刘之间的微妙关系钻了空子，劝说曹操以外交手段解除自己的心头大患。这是“伐交”的胜利。

商场就是战场，商战既是经济实力的对抗，更是智慧的较量。因此，孙子的伐谋思想在市场竞争中同样十分重要。通过“伐谋”而获得成功，以计谋而战胜对手，既保存了实力，又能占领市场，这才是上策。

西方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，简直就是“你死我活”的拼杀，尤其对于商业同行来讲，更是如冤家一般，经常剑拔弩张。针对这一情况，美国纽约的梅瑞公司为协调自己与同行的关系，曾别出心裁地开设了一间“咨询服务亭”。它的宗旨是：顾客如果在本公司买不到称心如意的商品，咨询服务亭负责指引顾客到有此类商品的公司去购买。表面上看起来，这简直就是把自己的顾客推向了竞争对手一边，实际上“咨询服务亭”开设后，不仅没有把顾客“赶走”，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。还有些人是专程到梅瑞公司来咨询相关商品信息的，他们虽然没有马上购买公司的商品，但却成了公司的潜在客户。同行们都对梅瑞公司的这一做法表示敬意，并且都乐于同梅瑞公司交换“情报”。如此一来，梅瑞公司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，当然生意也出奇地好。

梅瑞公司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，并没有大打价格战，与对手拼个“你死我活”，而是采取“伐交”的方式，把顾客巧妙地“推”到竞争对手一边。这样“反弹琵琶”反而赢得了更多的生意。

国家要想发展、富强、获得威望，不是靠武力来获得的，而是靠富国强兵的政策和开明的外交策略所换取的。

明洪武初年，朱元璋依据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，对周边国家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。他主张：敌不扰我，我不侵敌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积极主动地着手恢复同周边诸国的友好关系，往周边各国派出外交使节，甚至还想办法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取得联系。

由于朱元璋积极主动地开展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，当时明朝的对外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不少国家前来通好，贡献宝物，而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，大明王朝始终以“宗主国”自居，视邻国为附属国，其中一些国家还向明朝称臣朝贡。同时，不少国家也派子弟到明朝求学，他们对于中外文化交流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而大明王朝在这些对外交往中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。

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国皇帝之一，他出身低微，但却懂得“马上打天下，下马治天下”的道理。他在建立了统一的大明王朝之后，没有像秦始皇那样不知满足地穷兵黩武，而是运用一些外交策略使周边国家臣服，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。

俗话说：“杀敌三千，自伤八百。”所以，战争双方如果进行正面交锋，就不可避免会有不同程度的伤亡。军队的指挥者应当站在求全胜的高度，充分发挥军事谋略的作用，创造和利用有利的战机、合理地部署兵力、巧妙地运用战术，以智慧取胜而非以武力与敌人硬拼。这才是最佳的作战方式。

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后赵皇帝石勒为了拓展疆土，派大将郭敬率军南下，进占樊城（今湖北襄樊市），与驻守襄阳的东晋军队周抚所部对峙。不久，石勒又派人给郭敬送信，指示他要约束队伍，不要大张声势，先给东晋造成后赵进占樊城，兵力薄弱的错觉。石勒还说，如果东晋派人来刺探情报，可以告诉对方，驻守樊城的只是赵军的先头部队，再过七八天大军将至，到那时晋军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郭敬对石勒的意图心领神会，但是却没有遵照石勒的意图执行命令，而是更加技高一筹。他每天都派士卒把战马赶到汉水边洗浴，夜以继日，周而复始，让襄阳城中的东晋士卒看得清清楚楚。东晋士卒看到这一情况，连忙报告给襄阳守将周抚，周抚以为后赵大军已经赶到，慌忙撤离襄阳，退守武昌。

郭敬兵不血刃，顺利地进驻了襄阳城。其实他本可以遵照石勒的命令，等后赵大军一到，再与东晋守将周抚决一死战，这样当然能取得战争的胜利。但是大将郭敬却巧用计谋，在后赵大军未到之前，就令襄阳守将周抚弃城而逃。他能战而未战，做到了“屈人之兵”，未攻破城池之前，先攻破了敌人的心理防线，不愧为兵家所谓的“善用兵者”。